【摘要】
“关键词”喻指核心的、重要的术语、概念、范畴和命题，这个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可追溯至五经和诸子的时代，如《周易》的彖传和象传，《墨子》的经和经说，《韩非子》的解老和喻老。现代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以其对学科壁垒的拆解(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对辞典式静态定义的颠覆(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重要且相关的词)，以及对言说语境的还原或重构(再现历史的“现在”风貌和语义的“断裂”场景)，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后现代意味。“后现代”对“前学科”的回返，形成二者的勾连或通约，并最终铸就关键词研究巨大的理论张力和广阔的阐释空间。
【关键词】
关键词研究;前学科;后现代
【作者简介】
李建中，湖北江陵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论及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12&ZD153)阶段性成果。
《庄子·天下篇》被认为是“最早的一篇中国学术史；批评先秦各家学派的论著，以这一篇为最古”①。《天下篇》所书写的“学术史”，是一部“道术”裂变为“方术”的历史。何为“道术”？“指洞悉宇宙人生本原的学问”；何为“方术”？“指特定的学问，为道术的一部分”②，也就是后人所说的诸子百家。故《天下篇》在依次评述墨翟、禽滑厘、宋、尹文、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等各家学说之前，有一段总概“百家往而不反……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文字。
相对于现代学术体制的分科治学，庄子的那个时代无疑属于“前学科”时代；而相对于“百家往而不反(返)”的战国诸子，《天下篇》所描述的“古之所谓道术”又是前“诸子”(或前“百家”)时代，可谓“前学科”之“前学科”。《天下篇》从理论主体与理论要义两个层面区分“道术”与“方术”。道术的主体是“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四名实为一人：“古之人其备乎”！道术的要义是“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天地万物，宇宙人生，时间空间，形上形下，本数末度，诗书礼乐，无远不届，无处不在。“方术”的主体则是随后详论的各家之“子”，是“寡能备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因而“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的“一曲之士”。“方术”的要义则是“贤圣不明，道德不一”，是“不该(兼备)不遍(普遍)”，是“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天下篇》感叹，“道术”裂变为“方术”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天下篇》叙述“道术”如何裂变为“方术”，是在讲了“《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之后，再讲“天下大乱”的；而且“道术”裂变为“方术”的标志性特征是“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可见，在《天下篇》作者的眼中，儒家的经典(六经)和核心命题(内圣外王)是在“方术”之前的。虽然我们不能据此就断定儒家的元典和命题(即关键词)属于《天下篇》所说的“道术”，但将之归入战国之前的“前学派”是没有问题的。
不惟“内圣外王”，儒家六经中的诸多关键词，其生成、建构及演变，均体现出前学科时代的“道术”特征。我们以《周易》为例。《周易》的成书过程是先有八卦，次有六十四卦，然后有卦爻辞，最后有彖传、象传、文言、系辞等。对《周易》全书而言，八卦是八个元关键词，六十四卦是六十四个核心关键词，而“经”之卦爻辞和“传”之十翼则是对元关键词和核心关键词的系统性诠解和阐释，略为不同的是：“经”之诠解是“键闭”式释名，“传”之诠解则是“开启”式彰义。《周易》为六经之首，亦为古典形态的关键词诠解之元，我们今天的超(跨)学科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其基本路向及方法，已于《周易》关键词的层级系列及诠释系统中先在性构成。
《文心雕龙·宗经》篇有“易惟谈天，入神致用”，这八个字概括出《周易》(也是前学科时代之经典)“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的道术特征。“谈天”只为“见天地之纯”，“入神”方可识宇宙之奥，“致用”才能在自然与人类的广阔领域得“古人之大体”。《周易·系辞上》一上来就讲“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讲“《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作《易》者非“仰观(天)俯察(地)”而不能作，解《易》者非拟“天”像“地”而不能解，习《易》者非法“天”则“地”而不能习，正所谓“天如何，地如何，人如何”(亦即“人法自然”)是也。
无论是八经卦还是六十四别卦，其元素是阴阳二爻，其喻指是天地二象，其要旨是宇宙之义，故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周易》无卦无天地，无天地则无卦。六十四别卦中，有三十个卦是含有八经卦中的“乾”卦或“坤”卦，或者说是以“天”或“地”为一卦之(词)根的。比如，起首的“乾”、“坤”二卦分别是“乾下乾上”和“坤下坤上”，此所谓“乾坤定位”。又比如，“泰”、“否”二卦，一个是“乾下坤上”，一个是“坤下乾上”，二者相反相成、相生相斥地构成一种互文性，此所谓“否极泰来”。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离下乾上”的火天“同人”与“乾下离上”的天火“大有”，“乾下艮上”的天山“大畜”与“艮下乾上”的山天之“遁”……《周易》的诸多关键词，以“乾”“坤”为词根，言说着“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从而发挥着“入神致用”的文化功能。《周易·系辞上》：“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可见，《周易》的关键词(卦)以及关键词之诠解(辞)，既能穷尽宇宙幽深难测之理，又能鼓舞天下奋发振作之动。
“道术”即前学科时代的文化经典，不仅“《易》惟谈天”，五经皆喜“谈天”。《诗经》之《周颂》，有《维天之命》、《天作》、《昊天有成命》等；《尚书》之《尧典》，有“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礼记》之《中庸》，开篇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周礼》序官，以“天官冢宰”居首，“地官司徒”次之；《春秋》编年，以天时为经，以人事为纬……前学科时代文化经典的创制者，通晓自然人文，弥纶天地之道，故他们及其作品才能成为后世各家各派各门各类所“征”之“圣”、所“宗”之“经”。
按照现代的学术分类，刘勰是文学理论家，其《文心雕龙》是文论专著，但刘勰论文，从天地谈起：“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刘勰原道，从《周易》说起：“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为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班固是历史学家，作《汉书·艺文志》，不仅以《周易》为“六艺略”之首，而且引《周易·系辞下》的文字：“宓戏氏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许慎是文字学家，《说文解字》从“一”说起，也是从“天地”说起：“惟初太极，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其“叙曰”亦大段引用《周易·系辞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孔安国是经学家，为《尚书》作序同样征引《周易·系辞下》：“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以军事学家身份首注《孙子兵法》的曹操，为《孙子兵法》作序亦从《周易》说起：“操闻：上古有‘弧矢’之利”，“弧矢之利”出自《周易》，其“睽”卦《象传》有“先张之弧”，其《系辞下》有“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暌》”。以上诸例，或文学或史学或文字学或经学或兵学，均属于后道术时代的一方之术或一家之学，均不约而同地以“谈天说易”的方式返回道术，返回前学科时代。非如此，无法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正所谓五家如一，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
在讨论了“前学科”之后，我们来说说“后现代”这个关键词。后现代(Post-modern)的词根是modern，与modern对译的中文词除了“现代”还有“时髦”和“时尚”，而时髦或时尚是以过时为代价的，故modern对时间的指称是游移的或不确定的——这一点正是modern一词的“后现代”意味，或者说是对modern这个关键词的后现代诠解。modern的不可定义性导致两个结果：第一，每个民族或文化都自己的modern问题，由此而构成现代性(modernity)或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全部复杂性；第二，以modern为坐标，后现代(Post-modern)是“过”，前现代(Pro-modern)是“不及”，过犹不及，故后现代与前现代有着某种层面或意义上的相似性。
笼而统之或大而化之而言，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到全球的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巨大变迁。而就本文的问题阈而言，中国文化(包括文学及文论)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其间既交织着两大冲突(东土与西域/古典与时尚)，又纠结着三种心态(全盘西化/固守国粹/中体西用)。此所谓的“冲突”或“纠结”是在现代性或现代化语境下发生的，而一旦溢出或超越这一语境，则有可能在“前现代”(即上节所言“前学科”)与“后现代”之间找到共同点或可通约性。
现代性(或现代化)语境下，学术须“分科治学”(此乃“科学”之本义)，现代学术规范(实质为“科学”规范)伴随着现代大学体制进入中国，进入汉语学术界，于是有了“文”、“理”二科之分，其“文”又二分为“人文”与“社科”，其“人文”又三分为“文史哲”，“文史哲”之“文”再二分为“文学”与“语言”，其“文学”再三分为“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其“文学史”既可依“时”分为“古、近、现、当”，亦可依“空”分为“中、外”，而“外”则可再细分为“亚、非、拉、美”，等等。这种无穷尽的向下一级的层层类分，颇类似物理学对自然物质的裂分：分子、原子、电子、原子核、质子、中子……裂分到一定程度，便有了核爆炸。而后现代学术思潮对现代学术的批判和解构，无异于一次学术大爆炸。
现代学术“分科治学”的逻辑前提是：知识是确定的，是可以分而类之的；知识分子是专业化的，是应该各司其职、各守其门的。而后现代思潮，在自然科学领域讨论非确定性知识，在人文科学领域讨论学科的跨界、越界乃至破界，在关键词释义领域讨论后现代状况下的“元话语”以及“文化和社会的词汇”……有学者指出：“知识分子已成为市场、分工和专业的奴隶。丧失批判意识的根源之一，是人们失去了从整体上把握知识和思想的自信和能力。”③各个学科门类中的知识分子，真正成了《庄子·天下》篇所说的道术裂变为方术之后的“一曲之士”。
按照现代学术的专业分类，笔者的学科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在这一学科命名中，“中国古代”是时空限定，“理论”是二级分类，而“文学”才是核心关键词。于是问题出现了：何为“文学”，或者说“文学”这一关键词如何定义？现代(西学)意义上的“文学”(literature)是以虚构的形象来反映生活，是审美的、艺术的，可一分为三(抒情/叙事/议论)或一分为四(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汉语的“文学”一词，有文献可征的，始见于《论语·先进》，“指古代文献，即孔子所传的诗、书、易等④，无论内涵或外延，与literature皆相去甚远，至少是不能简单对译。严格说来，中国古代并没有西方现代意义的“文学”(包括“文学理论”)，因而无法用“中国古代”来限定(现代西方意义的)“文学”，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这一学科命名是不能成立的，是一个后现代悖论。
20世纪初，中国学界被“现代化”之后，为了使汉语的“文学”适合于西语的literature，曾经提出过一个“文学独立”的命题，大意是，先秦时代还是泛文学或者大文学，而两汉或者魏晋之后文学开始独立。可是，无征不信：无论是征之以(文学)实践、(文学)观念或者(文学)教学，所谓“文学独立”都是不能成立的。当下的大学课堂，讲两汉文学必须要讲司马迁的《史记》，讲六朝文论必须要讲刘勰的“论文叙笔”，中国的“文学”何曾“独立”过？且不说五世纪末的刘勰以“心生言立，言立文明，自然之道也”(《文心雕龙·原道》篇)来定义“文学”，即便是到了被“现代”的20世纪，章学诚所定义的“文学”依然是无所不包：“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⑤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代表人物雅各布森说“诗与非诗的界限比中国行政区划的界限还不稳定”⑥，讲的是现代诗，却也适用于中国古代的“文学”：刘勰“论文叙笔”的三十多种文体是“文学”，司马迁的《史记》是文学，先秦诸子是文学，儒家六经也是文学，故《文心雕龙·宗经》篇要称“五经之含文也”！
现代性(或现代化)语境下，汉语“文学”的被独立，实质上是西方话语权力干预的产物，用福柯的话说，是“规训”的结果。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由法文直译过来应该是《监视与惩罚》，但福柯本人建议英译本将书名改为Discipline and Punish，而Disciplin既可翻译为“规训”，又可翻译为“学科”。“福柯正是利用这个词的多词性和多义性，赋予它新的含义，用以指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福柯认为，规范化是这种技术的核心特征。”⑦在现代性(或现代化)的“规范化训练”(即“规训”)之下，学科需要分类，文学需要独立；而作为对“现代”的“过”与“不及”，“后现代”与“前学科”能够奇迹般地穿越或通约：无论东方还是西方。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界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各种“主义”，诸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在学科破界、“文学”扩容方面大显神威。美国当代著名文论家J—希利斯·米勒在《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中，描述了文学研究由“内”向“外”的转移或越界：“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了大规模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性质的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⑧尼采早就预言未来的世纪就是阐释的世纪，德里达也说阐释就是一切。阐释是跨界的，被阐释的“文学”也是跨界的。
后现代语境下，一种“主义”就是一种阐释方法。就“文学”的后现代阐释而言，解构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的阅读方法，解构主义强调语言与思想的差异，消解二元对立，反对本质主义，怀疑并颠覆罗格斯中心和语言中心。新历史主义则强调历史对于文学的意义，认为文学不仅有其自身的历史，而且能推动历史的运行。“文学、艺术也‘参与’了当时的历史排场，与社会相互推动，对社会进化、变化发挥其潜移默化，甚至挑战刺激的功能。”⑨女权主义则干脆操作起“压迫、反压迫”之类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话语，从而将政治文学化，将文学政治化。后现代各种“主义”的大师们，在不同学科之间越界、客串，并最终拆解了现代学科的区域壁垒，打破了现代学术的门类禁苑，借用《庄子·天下》篇的提问：“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在何处？在后现代对现代的解构和颠覆，在后现代对前现代的悖反与回返，在“后现代”与“前现代”勾连或通约之际的关键词释义。
“关键词”喻指核心的、重要的术语、概念、范畴和命题⑩，这个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可追溯至五经和诸子的时代，如《周易》的彖传和象传，《墨子》的经和经说，《韩非子》的解老和喻老(11)。现代意义上的关键词研究，以其对学科壁垒的拆解(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对辞典式静态定义的颠覆(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重要且相关的词)，以及对言说语境的还原或重构(再现历史的“现在”风貌和语义的“断裂”场景)(12)，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后现代意味。“后现代”对“前学科”的回返，形成二者的勾连或通约，并最终铸就关键词研究巨大的理论张力和广阔的阐释空间。关键词研究，无论是作为对象还是作为方法，均兼具“前学科”与“后现代”的学术特征：既是“前学科”对“后现代”的文化涵泳，又是“后现代”对“前学科”的时空穿越。打通“前学科”与“后现代”，我们不难发现关键词研究的三大特征。
一是不可定义性。本文第一节谈到，《周易》可视为“前学科”时代最为典型的文化关键词研究，“经”之卦爻辞与“传”之十翼，均可视为对《周易》关键词的诠解。如果说卦爻辞尚属关锁、键闭式界定，那么十翼则全然是多元、开启式阐释。如《系辞上》释“易”，先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后说“生生之谓易”，再加上首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便构成郑玄《易传》及《易论》和后来《易纬乾鑿度》所说的“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13)。“易”岂止三义？许慎《说文解字》：“易，晰易，蝘蜓，守宫也。象形。秘(纬)书说曰，日月为易，象阴阳也。”(14)释“易”为“晰易”尚属象“生物”之形，释“易”为“象阴阳”，则可谓会“观念”之意了。但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却指出“《说文》所说形义皆不确”，而考证“易”之甲骨文和金文原字“象两酒器相倾注承受之形，故会赐予之义，引申之而有更易之义。”(15)“易”，这个中国文化的元关键词，在其漫长的语义发展史上，积淀或层累起复杂而多元的义项，任何“一锤定音”或“标准答案”式的辞典式界定，都是既不能揭其复义，更不能诣其真谛的。就《周易》这部书的书名英译而言，将“易”译为CHANGE、UNCHANGEABEL或者EASY均无法传其义，别无选择的选择应该是I。雷蒙·威廉斯的关键词研究，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与现代意义，更注重词义的缘起、延续、断裂、变异、暗示、关系以及在价值、信仰等方面的激烈冲突，均表现出对关键词之不可定义性的领悟和认知。
二是高度语境化。无论是伏羲仰观俯察作八卦，还是仓颉观鸟兽蹄迒之迹造书契，均可视为一种语境化创造，亦即在特定的语境下，用特定的能指(字)指向特定的所指(物)。故早期的汉字，无论象形还是指事，皆是特有所指的。当然，一个汉字被创造出来之后，在其漫长的生命历程中，逐渐会脱离具体的“形”或“事”而上升为抽象的“意”或“义”，即由形而下走向形而上，由特殊性走向普遍性。因而，关键词释义，仅仅将关键词的诸多义项作胪列式排比，或者是那种“语料汇抄、词义类聚”的类书式诠解，则既不能写其貌更不能传其神。比如“革命”，这是一个从“前学科”一直活到“后现代”的关键词。《周易》有“革”卦，“经”之卦辞界定为“己日乃孚”，“己日”为适当其时，把握时机；“乃孚”为取信于人，推行正道。这是无语境的定义，而“传”之“《彖》曰”对“革命”的诠解则是语境化的：一是“水火相息”，在自然语境下，水火相长，交互变革；二是“二女同居”，在(人类)生活语境下，两女子同居一室，双方志趣不合，终将生变；三是“汤武革命”，在(社会)政治语境下，商汤、周武变革桀、纣的王命(16)。三种语境下的“革命”，所指各异：自然语境指向“天地革而四时成”，生活语境指向“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政治语境指向“顺乎天而应乎人”。现代社会，“革命”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关键词，但其对语境的高度依赖，或者说“革命”这个关键词之阐释的“高度语境化”特征则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就世界范围来讲，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能指相同，所指相异。汉娜·阿伦特《论革命》从不同层面辨析法国革命与美国革命的区别，指出美国革命乃“有限君主制之遗产”，其目标是“以自由立国”；法国革命则是“绝对主义”之遗产，其宗旨是“人的解放”(17)。就国家或民族范围而论，即便是同一个国度之内，其“革命”的所指也是因时而异的。比如近现代中国，先有以推翻帝制为宗旨的辛亥革命，然后是以建立人民共和国为理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后来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虽同为“革命”，但其性质、旨归、方式、效果都是迥然有别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之中，有多少恶行罪愆假“革命”之名而肆虐天下，有多少无辜者在“革命”的红色恐怖中命丧黄泉。后革命时代，如果我们对“革命”的追忆和再阐释，依然在一个“超(无)语境”的前提下，用“革命”与“反革命”来区分和判定善与恶或正与邪，那就不仅仅是语义阐释的问题了。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关键词诠释的“高度语境化”是一个人命关天的大事。
三是跨学科。问题又回到了本文标题所说的“前学科”与“后现代”。具有后现代特色的关键词研究，是对“前学科”的回返或穿越。21世纪初汉语学界的“关键词研究”，是直接受雷蒙·威廉斯影响而兴起的。雷蒙·威廉斯的学科身份是文学评论家，而他的关键词研究代表作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看书名便可知其跨学科的后现代特征。可是，汉语学界的关键词研究却固守“分科治学”的modern模式，热衷于在不同学科的框架内诠释各自的术语、概念和范畴，这种“范式归纳、体系构建”的modern模式，既不合于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研究的“后现代”视域和路径。亦不合于“前学科”时代中华元典关键词“其备乎”的原生形态。维科《新科学》说事物的起源决定事物的性质，文化关键词源起子人类的轴心时代，那是一个既无专业类分亦无学科囿别的“前学科时代”，故诞生于斯的元典关键词，从根本上说没有任何“专业”或“学科”的规定性。《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这段话中至少有七个元关键词：阴、阳、道、善、性、仁、知。当然，我们今天可以将这些关键词放在某一个学科之中诠释，但一旦将它们学科化，则必然有所遮蔽，有所丢失。光是一个“仁”字，仅在《论语》一书中就出现107次，或者说被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诠解了107次，其语用是何等的丰富，其语义又是何等的繁复，若放在某一个学科内阐释，该会丢失或遮蔽多少语义和内涵。由此又可知，关键词阐释的“跨学科”特征是何等的重要。
据《尚书·洪范》记载：鲧堵塞洪水，扰乱五行之陈列，“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等到鲧之子禹继起，治好了洪水，“天乃赐禹洪范九畴”，结果是“彝伦攸叙”。《尚书》的“洪范九畴”(五行、五事、八政、五纪、三德、五福、六极等等)实际上是夏禹治国的九组关键词(或曰“核心价值观”)，禹治水之后用这些关键词治国，取得极大成功，故《文心雕龙·原道》篇在讲述上古文明史之时对此事大加赞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如果我们跳出单一的历史叙事，在一个多元的层面作隐喻式言说，则可将《尚书》的“天乃赐禹洪范九畴”理解为：上天为圣贤恩赐兼具价值理性(意义)与工具理性(方法)的关键词，以助其成功。鲧未能得到关键词，他失败了；禹得到了关键词，他成功了。身为当代学者，真的要感谢“天乃赐余洪范九畴”，有了兼具“意义”与“方法”的文化关键词，方可能“彝伦攸叙”，甚至可能“勋德弥缛”。
注释：
①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52页。
②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下册)，第856页。
③金观涛、刘青峰：《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超稳定结构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变》(第一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④杨伯竣：《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0页。
⑤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⑥马克·昂热诺等主编，史忠义等译：《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⑦[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75页“译者后记”。
⑧[美]拉尔夫·科思主编，程锡麟等译：《文学理论的未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22页。
⑨张京援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⑩关于“关键词”之定义，请参见拙文《关键词研究：困境与出路》，《长江学术》2014年第2期。
(11)关于先秦时期的关键词研究，请参见拙文《词以通道：轴心期中国文化关键词的创生路径》，《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4期。
(12)括号中语，均出自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见该书导言第1—7页。
(13)《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页。
(14)《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59页。
(15)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3页。
(16)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405—406页。
(17)[美]汉娜·阿伦特著：《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140页。
（本文原载于《长江学术》2015年第4期）
科技与外交可以相互促进，图源americansecurityproject.org
- 编者按 -
当代科技外交中，核安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等话题是重要的国际议题，但近期的国际形势令科技外交受阻。实际上，科技与外交可以相互促进。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董洁林博士认为历史上 “西学东渐”、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制造分别展现了 “科技促进外交”、“外交促进科学” 的典范。这一过程需要像利玛窦、李政道等关键人物的潜心开拓。在官方交流收紧之际，小规模、多样化的国际民间交流或成为更有效的合作方式。
撰文 | 董洁林（科思技术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
责编 | 戴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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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两种矛盾的价值取向展现了科学的理想主义与政治张力。科学共同体跨越国界和族群；科学家们既竞争、又合作，既为个人也为团体争取利益。正因为科学的这些独特属性，它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以及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交往中，担任着不同寻常的角色。
很多人以为，外交就是国家外交部做的事。其实，外交部虽然承担着政府正式外交的核心部分，但这只是外交的冰山一角，其他政府功能机构，如经济、科技、军事部门等也密切参与正式外交活动。更重要的是“水面下的冰山”，庞大的民间交流与合作网络是非正式外交的主体，它们如涓涓细流，是国家外交的源头活水。
目前，欧美各国都把科技外交当成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部分，形成了国家与民间团体共建科技外交网路的局面。概括来说，科技外交有三种基本方式： 其一，“科学中的外交” 或 “外交中的科学”（Diplomacy in Science, or Science in Diplomacy），其二，科学为外交 （Science for Diplomacy），其三，外交为科学（Diplomacy for Science）。
01、科技外交的重要议题有哪些？
当下，很多全球合作的科技项目都交织着大量的外交活动，而有些外交活动也包含了很多科技成分。例如，在核扩散、气候变化、传染病防范等各国合作的重要领域，政治敏感性较高，科技含量也很高 ，参与者主体是科技人员。这些领域的合作凸显了科技和外交彼此紧密交错的景观。
反对核扩散运动是由二战期间制造核弹的美国科学家们发起的。他们研制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爆炸所造成的惨烈状况，深深地震惊了他们自己，二战之后他们就成为反核的主力。现在，反核扩散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之间重要政治共识，但很多无核国家为了自己的安全考虑仍然极力开发核武器，以期加入“有核俱乐部”。这场较量经常让国家之间开启外交谈判、经济封锁，甚至发展到军事冲突，是国际新闻头条的重要部分。
近几十年，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忧虑笼罩在很多科学家的心头，他们把这种忧虑传达给社会，并逐步取得政府的重视，使之成为当代重要外交议题。政府之间希望达成一些协议节能减排，以减缓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冲击，相关议题和技术指标由各国科学家和相关科学组织制定。然而，“科学家有祖国”，因此在议题和技术指标的设置和谈判中，科学家也会把自己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当成重要诉求，各种争执和拉锯是常事，这让科技谈判成为这场外交马拉松的主战场。经过若干年各国的努力，多国达成了几个主要协议，如1997年《京都议定书》和2016年的《巴黎协定》。目前，美国已经退出了这两个国际协议。
在传染病领域，联合国有世界卫生组织（WHO），各国也有疾控中心，合作机制比较完善。大量科学家在各种相关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担任职务，这是世界各国精英通过几十年科技外交所构建的重要全球体系。遗憾的是，今年新冠爆发，这个国际健康保护网络并没有如预期设计的那样及时发现、预警这场全球流行病，或给人们提供防疫和治疗的方案。相反，这个体系被各种政治力量裹挟，撕裂得天崩地裂，这是科学的失败，也是外交的失败。
02、科学促进外交：西学曾敲开中华大门
科技外交不仅是一种现代活动，在古代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1582年，年仅30岁的意大利神父利玛窦肩负着教皇赋予的传教使命到达澳门。明朝万历年间的中国，是闭关锁国之地，不欢迎外来的和尚。站立在当时被葡萄牙人占领的澳门半岛望向广袤的中国内地，利玛窦寻思，如何才能敲开中华神秘的大门？
利玛窦和徐光启
如果是在大众中传教，提供医疗与教育等服务是有效的获得民心的方法。那么，如何穿透中国上流社会？通过数年的观察和试错，博学多才的利玛窦找到了三大科学法宝：地学、天学和几何学。首先，利玛窦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这是第一幅置中国于世界中央的全球地图，他于1602年献给大明万历帝，深得圣心。他还制作了不少西方天文测量仪器送给达官贵人，广交朋友，其中他遇到的最重要的一位官员就是徐光启。
徐光启不仅深通中国传统学问，对来自西方的知识也充满好奇心。他与利玛窦合译了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前六卷，让西方科学首次在中国系统地亮相。利玛窦带来的天文学也对徐光启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利玛窦去世后，徐光启与其他西方传教士合作，领导编纂了《崇祯历书》，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洋历法、天文学理论、数学方法和天文学仪器，包括古老的托勒密学说，以及当时较新颖的第谷理论和哥白尼日心说。“西学东渐” 之历史潮流从此展开。
就这样，利玛窦不仅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传教小目标，还开启了利用科学作为外交手段（Science for Diplomacy）的先河，成为来华传教士纷纷效仿的榜样，他也在中国科技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3、外交促进科学：中美合作推动中国加速器建造
中国最近四十多年的对外开放，也是从科技领域开始的。1970年代中期，科学的春天在历经文革磨难的中国大地上姗姗而来。中国新老几代科学家从自己尘封的科学理想中小心翼翼地找出一个项目：建造加速器，他们兴奋地期待着以此与国际科学前沿接轨。这个想法得到了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肯定，领导们也急需一个抓手来启动中国科技发展的春潮。
大方向定了后还需要详细的规划。为了让工程落地，中国科学家首先把求助信号发给了美国的华裔物理学家。这些学者中有人反对也有人支持，李政道、吴健雄、袁家骝等人属于支持建造加速器的阵营。其中，李政道认识到设计、建造和维护如此先进的科学大装置亟需人才后，利用个人与美国高能实验物理界的关系，于1978年安排了40余位中国青年科学家到美国5个有加速器的国家实验室学习。此时中美还未建交，中国科学家能够进入这些国防背景浓厚的美国国家实验室实属不易。
不过，建造加速器光靠美国华裔科学家的帮助还远远不够。1979年1月，中美刚刚建交之际，邓小平与美国时任总统吉米·卡特共同签署了《美中科学与技术合作协议》。在这个高层协议之下，还签署了《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和美国能源部在高能物理领域进行合作的执行协议》，其核心是在建造加速器项目中能获得美国的帮助。
有了正式协议的支持，李政道又建议两国建立一个官方性质的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联合委员会，以在操作层面落实合作。该委员会从1979年开始运作，每年在两国轮流开年会，直到2016年从未间断。该机制为加速器选择科学方案、设计细节、人才培养、工程建造以及后续使用和维护等多方面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图源opgu.org
1988年10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建成了。这个花费了仅2.4亿人民币的加速器是以外交促进科学发展（Diplomacy for Science）的典范。它不仅是中国建成的第一个供科学家进行前沿科研的大科学装置，还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加深了中国和欧美科学家的合作和友谊，提升了几百个参与该项目的中国科技公司的技术水平。
04、科技交流受阻，我们呼唤新一代的利玛窦和李政道
《美中科学与技术合作协议》于2016年底到期后，中美两国没有续签该协议，因此在这个框架之下的其他协议也随之停止执行。近几年，中美科技官方合作陷入困境，民间科技交流也显著受挫，留学和访问学者项目都受阻。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官方科技交流与合作也多有冲击。
在当前国际环境下，有创意地开展民间科技外交是保持中美两国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科技交流与合作最有效的方式。与官方项目相比，民间科技交流项目较小，动机和目标独特而多元化，更为真诚和聚焦，能很好地与目标群体建立联系，激发双方善意。而与人为善是和平相处的长久而根本之道。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个严峻的时代正在呼唤新一代的利玛窦和李政道。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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